关于神农生地 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分析，神农生于烈山。《国语·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礼记·祭法》的说法也基本相同：“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前文已充分论证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实为一人，其子柱或农即神农。烈山，很可能就是神农之先辈也可说是第一代神农放火烧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总之神农起于烈山已无疑问。
那么，烈山在现今何处呢?对此，魏晋以降的文献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为论述方便，现援引如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漻水》记：“(赐)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湮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漻，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又注漻。漻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这一条资料从整体上说明了随县即今随州北部的山川形势，展示了二水分流的整体方位，指出了赐水即厉水，赖乡、赖国即厉乡、厉国，赐、赖、厉声相近，故相通。这表明神农氏曾育于此，并活动于这一地区。
南朝刘宋盛弘之编撰的《荆州图记》，先是图佚，遂称为《荆州记》，后来全书失传。该书是古代一部重要的荆州地志，它记载的“神农生于厉乡”的传说和事迹，为后世诸书所征引。如南朝萧梁刘昭注释《后汉书·郡国志》时，在原文“随，西有断蛇丘”下即注曰：“古随国。即衔珠之蛇也。杜预曰：‘有赖亭。’《左传》僖十五年齐伐厉，在县北。《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荆州记》曰：‘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回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九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年常祠之。”唐代初年欧阳询和令狐德芬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唐代中期徐坚、张说等人撰写的《初学记》，北宋初期乐史主持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北宋初期李主编的《太平御览》等著名典籍，皆征引了《荆州记》关于神农生于随州厉山的记载。
唐代萧德言所编《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唐代后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随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即随国城也，历代不改。……厉山，亦名烈山，在县北一百里。《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
北宋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清代章学诚主持编纂的《湖北通志·舆地志》记载：“厉乡，在州北，今名厉山店。……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
上述记载无一例外地表明，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北，神农生于随州厉山一说代代相因，众口一词，足证不谬。
关于炎帝生地 《国语·晋语》记：“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把这一条资料作为论定炎帝生地最早、且最重要的证据，因之形成“姜水说”；并由“姜水说”衍生出“宝鸡说”和“岐山说”。其实这条资料并不能作为“姜水说”的证据。其理由如次：首先，“姜水说”主持者以为“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的“生”，指“出生”，“生育”。实际上，这里的“生”却并非出生、生育的意思，而应理解为枝庶、后裔。也就是说，《国语·晋语》说的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黄炎都是少典的后裔，并不是说黄炎为少典之子。这一点汉贾逵、吴韦昭都作过解释。贾逵说：“少典，黄帝、炎帝之先。”韦昭说：“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谓其裔子耳。贾君得之。
其次，“姜水说”主持者不仅把“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的“生”理解为生育，而且把《周语·晋语》下文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中的“成”也理解为“生”，把“姬水”和“姜水”分别解释为黄帝和炎帝的具体出生地点。他的思维逻辑是《国语·晋语》的第一句只是说黄帝、炎帝系何人所生，第二句才进一步交代二者的具体出生地点。这种理解看上去似乎合乎逻辑，但实际上是对《国语·晋语》原文的误读。因为前文已论证过，第一句中的“生”并非出生，生育。那么第二句中的‘成”也不一定是指生于某地之“生”。对此，古人早已明识。如韦昭为《国语·晋语》这段话作注说：“姬、姜，水名。成，谓所生长以成功也。”意思是黄、炎二帝分别生息、发展、壮大于姬、姜二水流域。此外，紧接其后的第二句下半句中“成而异德”之“成”，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前半句中“成”之涵义：所谓“成而异德”，显然是“长”而异德，而非“生”而异德。
由此可见，炎帝生于“姜水说”所赖以产生的依据并不能成立，“姜水说”无疑为沙中之塔，而由“姜水说”衍生而来的“宝鸡说”和“岐山说”也自然如沙中之塔了。当然，“宝鸡说”和“歧山说”还有另一条重要佐证，即《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然而，这则史料同样无助于“宝鸡说”和“岐山说”的成立。据有关学者研究，古代的岐水(姜水)即今漆水河，由旧武功东注入渭水。古代的汧水即今千河，由潘家湾北岸注入渭水。岐水、汧水皆自西北而东南，近乎平行，而两水入渭处东西相距约80公里，今宝鸡市在汧水以西，原姜氏城在岐水以东。显然，《水经注·渭水》的这条记载只能给“宝鸡说”和“岐山说”提供自相矛盾的证据。
不过，尽管先秦典籍未见有关炎帝生地的记载，但在秦汉以降有关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生地的文献记载中，却透露出炎帝生地的些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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