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炎帝神农氏合一的史实形成于远古，但合一的观念至秦汉之际方才形成。
最早指出炎帝神农氏生地的学者，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郑玄根据《国语·鲁语》中展禽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关于烈山氏及其子柱的言论，参之以秦汉之际炎帝与神农合一的定说，在为《礼记·祭法》的类似记载作注时，将厉山氏或曰烈山氏同炎帝视为一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既然郑玄以为烈山氏(神农氏)同炎帝为一人，其生地也自然在一处。时隔不久，三国时吴韦昭率先响应郑说。他在为《国语·鲁语》展禽的话作注时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由于先秦典籍只有神农氏(烈山氏)生地的记载，未见炎帝生地的记载，以致郑玄、韦昭将炎帝神农合一后的生地定在烈山。
至西晋时期，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对炎帝神农氏的生地提出了两种看法。他一方面接受前述展禽、蔡墨以及郑玄和韦昭等人的见解，主张炎帝神农氏生于烈山；“炎帝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国语·晋语》中胥臣臼季“炎帝以姜水成”说法的影响，对炎帝神农氏出生地的传说作了进一步的演绎：“炎帝神农氏，母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因以氏焉。”《水经注》《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志》典籍所引《帝王世纪》这则记载大致相同。《帝王世纪》的这则记载，提出两点见解，即炎帝神农氏生于“华阳”、“长于姜水”。其中“长于姜水”可说是对《国语·晋语》“以姜水成”的正确理解，此不复赘；而生于“华阳”，便是“华阳说”的由来。那么，华阳在今何处呢?据有关学者研究，《史记》中提到的作为地名的“华阳”共有三个，这就是《赵世家》中赵武灵王进攻中山国时攻占的华阳，《韩世家》中秦败赵、魏于韩之华阳亦即《白起王翦列传》中秦白起拔魏之华阳，《夏本纪》中“华阳黑水惟梁州”之华阳。其中第一个华阳据张守节《正义》是北岳恒山的别名，第二个华阳据张守节《正义》位于今河南密县境内，而这两个地方迄今未见关于炎帝神农氏出生的记载和传说。而根据《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分析，第三个华阳应指华山以南地区，结合《史记·穰侯列传》中提到的“华阳君”和《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言及的“华阳夫人”，可以认为“华阳”应是秦国人或关中人对华山以南包括楚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泛称。此说不无道理，只是略嫌笼统。我们认为，皇甫谧说的“华阳”大概指秦岭以南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宋至隋汉水上游的今陕西勉县曾侨置华阳郡和华阳县，或许与当地早有华阳地名有关。
那么，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究竟是“烈山”还是“华阳”?我们认为，神农氏与炎帝在先秦典籍中是先后出现的两个部落及其首领的称号，因而不可能同一生地。之所以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会出现“烈山”和“华阳”两说，前者或许是因神农生地而沾上了炎帝，后者则很可能是因炎帝生地而沾上了神农，由于五行学说将炎帝派定在南方，这就使“华阳说”釜底抽薪，而使“烈山说”锦上添花了。合二而一以后，华阳由炎帝而沾上了神农，烈山由神农而沾上了炎帝。可是，炎帝位于南方已成定论，因而“烈山说”比“华阳说”更理直气壮。况且，古代的曾国，奠都于随州的厉山(烈山)，其公族为姜姓，无疑是正宗的炎帝苗裔。因此，如果一定要找出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厉山说”的理由最充分。何况，炎帝神农氏的遗迹，以长江支流的汉水中游最为多见，以随州的厉山最为集中。谷城县相传是因炎帝神农氏在那里尝五谷而得名的，神农架相传是因炎帝神农在那里尝百草而得名的。至于随州的厉山，则有神农洞、神农宅、神农井、神农社等遗迹。由此，说厉山是炎帝神农故里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文讨论的“生地”，是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意思，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出生地”。假定硬要根据神话传说宋确切指出某个远古传说人物的出生之处，如同缘木求鱼。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皇甫谧《帝王世纪》为什么对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二说并存了。因为炎帝神农部落联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部落联盟，其活动不可能局限于一隅，而应当包括秦岭以南的整个汉水中游和上游及其更广的地域，但早期神农氏部落的活动地域应在以厉山为中心的汉水中游，早期炎帝部落的活动地域可能在以华阳为轴心的汉水上游；二者合一后，汉水中上游乃至更广阔的地区都成为炎帝神农部落联盟的活动地域，但综考诸种传说，随州厉山是其中心。
民俗是“活化石”。从目前仍存活于随州民间的一些古老习俗、民间故事、俗谚俚语看，亦能曲折反映炎帝神农诞生于随州是可信的。一是图腾崇拜：传说炎帝神农为人身牛首。其牛首为水牛之形，具有典型的南方属性。二是从随州人对太阳神的崇拜看，亦很能说明问题。炎帝又称“赤帝”，为太阳神。《帝王世纪》载，神农继无怀氏，以火承木，位于南方，故谓之炎帝。南方属炎为赤，故炎帝亦称赤帝。随州有多处太山庙，人们祭祀太阳神，长年香火不断。还有，随北农村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一种奇特的风俗：每年新麦、新稻收获后，各家各户第一个新面馍和第一碗新米饭，必先敬牛神和风婆，曲折地反映出随州人对先祖的崇拜。三是从耕作习惯上，也有曲折反映。早些年，神农架的山民仍保留有“焚山而耕”耕作方式，也就是“烈山泽而焚之”(《孟子·滕文公》)。烈山就是纵火焚荒，亦即古代所称“火田”，即在一定范围内纵火焚毁那些繁茂芜杂的草木树林，以作耕地而播种五谷。间接地反映出炎帝神农所处的“刀耕火种”时代。四是随州人自古以来对故土的特别依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州地理环境的优越。同治八年《随州志》载：“随民不外徙”。随州人一般很少有外迁者，而且视逃荒要饭为耻辱，这一力面说明随州人故土难离的情怀，更主要是从侧面证明“随地无大荒、随民无大饥，”，随州从来就是安居乐业的理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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