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帝神农对人类文明的诸多贡献中，以农业文明的开创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炎帝神农部落农业文明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中华古代文化的孕育和演进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炎帝神农部落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华夏这个古老的民族是多源的，而炎帝神农部落是构成华夏民族的主干之一。传说炎帝神农部落历经临魁、承、明、直、厘、哀、榆罔“凡八代”。这说明炎帝神农部落已成为一支人数众多、传衍世系比较清晰的部族联盟。炎帝神农氏部落后裔在与黄帝部落争夺盟主地位的阪泉之战中失败，炎帝神农便呈星散之势，其中一部分融入黄帝部落集团，其他的便流徙四方。因此，在炎帝之后，共工氏、缙云氏、祝融氏诸部都尊奉炎帝为始祖，冠以姜姓，其中祝融氏便构成了立国江汉的楚族的先祖。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灭国60余个，几乎统一了当时中国南部，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在推动华夏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炎帝神农部落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在炎帝神农部落发源地的随枣走廊一带，先周时期就存在姜姓部族。周初分封的申、吕两大姜姓国便位于今随枣走廊北端的南阳盆地一带。位于随州的古厉国，应是炎帝神农部落的一支孑遗。同样位于随州境内的随国虽是周初分封的“汉阳诸姬”之一，然而有的文献则谓随是姜姓，这说明姬姓是随的公族，而大量的土著人则是姜族。周初大分封时，东方受封的姜姓国有伊、共工、陆浑、向、焦、沈、约等，达19国之多，足见炎帝神农部落后裔流播之广。由此可见，炎帝神农部落与黄帝部落一样，其后裔在全国各地的分布相当广泛，在建构华夏民族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炎帝神农部落从时间上来讲早于黄帝部落，其影响和地位也更加重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扩大，众多的民族成分经过长期同化、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成为祖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内核和决定力量。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出现过短期的分裂、割据等现象，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是总的发展趋势。这种统一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民族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炎黄的子孙，而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炎帝神农部落的直接培育。
炎帝神农部落对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农业生产使先民们有了比较可靠的生活来源，饥饿死亡的威胁相对减弱，“民人少而禽兽多”的状况逐步改变，氏族部落随之较快地发展起来。对此，考古发现提供了证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寥寥无几，而已发现的原始农业产生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星罗棋布，这是农业发明带来生活条件改善以致人口增多的具体反映。人口增多，无疑是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发展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条件。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对促进原始先民定居生活乃至催育中国建筑文化作出了贡献。在原始农业发明以前，人们靠采集和渔猎为生，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穴居而野处”，不仅生活极其艰苦，而且安全也毫无保障。自从开创农耕生产后，人们有条件稳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于是各氏族的人们为安全起见，共同修建起简陋的房屋，聚族而居，形成原始村落。前面述及的枣阳雕龙碑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房屋遗址，就生动地再现了原始先民定居生活的情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居住条件也不断改善，由半地穴窝棚式的单间房子，发展为建筑在地面上的以红烧土或白灰土铺垫的单间结构房屋，再发展为有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的宫室台榭，原始村落变为人口较多的大小邑聚，进而发展为市廛城廓。可以这么说，别具特色的中国建筑文化，是在农耕定居的基础上孕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原始农业产生后，由于人工种植农作物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既需要摸索和积累生产经验，又要有适合各工序劳动的生产工具，加之制陶、建筑等行业的出现，都强有力地推动着人们不断创制新的生产工具。考古发现表明，自原始农业产生后，先民们的生产工具为之一变，不仅原来粗钝的打制石器普遍为磨光有刃的磨制石器所代替，而且其种类也急剧增多，出现了适应不同工序需要的新工具，如刀、斧、锄、铲、锛、镰、耜、耒、凿、杵等；用以制造工具的原料也为之扩大，既有石质工具，又有木质、骨质、蚌质、陶质、竹质等工具。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产生与科学文明的出现。农业产生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产品的日益增多，人们有条件专门从事某项生产事业，于是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商业也相继出现。相传少昊时已有“火正”、“木正”、“金正”、“水正”、“土正”等职务的分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开始出现，引起财产占有贫富不均的阶级分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文字也为适应人们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被创造出来。此后，一部分人致力于总结自然与社会的知识和经验，试图认识其中的规律，文化科学便由之兴起。我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文学、艺术以及衣冠礼制等，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石。
炎帝神农部落开创的农业文明对中华古文化的发轫、孕育及其发展趋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只奠定了中华古文化的基础，而且预示着中华古文化的未来发展特征。以炎帝神农部落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化具有注重经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华内陆文化生长的基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凝结了丰富而厚重的民族传统与人文精神，如崇尚“人定胜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精神，以及重义轻利、大同思想、均平思想、仁德观念等，这都与炎帝神农部落肇端的远古农业文明有着深刻的渊源，它是原始农业文明在阶级社会里的观念形态的表现。炎帝神农部落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勤劳勇敢，富于发明创造，这是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之一，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杠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体现了同自然界作坚决斗争，同入侵之敌作殊死抵抗、宁死不屈的精神。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使民族魂的塑造更具有文化内核的意义，它一次又一次地促使炎黄子孙在斗争中运用智慧，进行发明创造，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还必须提出的是，同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比，始于炎帝神农部落的华夏远古农业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期，处于相当早的发育阶段。古希腊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群岛和小亚细亚西岸一带的古希腊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创造了著名的克里特文化，而在地球的另一半，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帝神农部落时代，则创造了著名的华夏文明，二者处于同一发展序列。曾对欧洲大陆文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古罗马文化，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与华夏上古文明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炎帝神农部落时代的长江流域农业文明，即便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上观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炎帝神农的文化精神
炎帝神农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勤劳勇敢富于发明创造精神。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早由狩猎采集阶段转向农业定居阶段的文化。《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周易·系辞下传》中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部落时代，不仅首创农业，还制作陶器、纺织，发明医药、煮盐，首作琵琶、首创集市贸易等，前面已作了叙述。这里重点谈谈炎帝神农是最早把火与农耕结合的典范。《帝王世纪》载：炎帝“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烈山氏”，说明炎帝神农有两个特点和优点：一是善于用火，二是会放火烧山，列就是“烈”，他被称为“烈山氏”，也就是放火烧山的专家。炎帝时代，我国长江流域气候炎热，森林茂密，猛兽成群，毒蛇遍地，只有放火烧山，才能赶走毒蛇猛兽，把森林变为能进行耕种的平地，并使农作物获得肥料。当时，炎帝率领部落向充满毒蛇猛兽的原始森林进军，用放火烧山这种最有效的措施，实现了人类历史由狩猎向农耕的巨大转变。从而创造了较高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因此，炎帝文化是我国历史上最富有发明创造精神的。二是无私奉献人定胜天的拼搏精神。炎帝神农是我国最早发明中草药医学的奠基者。《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为了防止部落成员因伤病而减员，炎帝神农冒着生命危险，遍尝百草水泉，为民疗疾，最后因误食断肠草而倒在湖南棂县。炎帝神农的伟大实践和献身精神，体现了原始社会人定胜天的朴素愿望。尽管那时人们还信奉太阳，谒拜太阳神，但他们为人类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三是兼蓄并容的开放精神。炎帝神农时代是迁徙向定居的转变时期。一方面畜牧游猎的生活尚存，另一方面，农耕定居的生产正在进行，同时又每年外出尝百草，寻医问药。足迹踏迹了天南地北、名山大川，我省的谷城、襄阳、神农架、河南建都于陈(淮阳)，又迁都山东曲阜等地都留下了炎帝神农的传说和文献记载。他一方面尝百草、疗民疾，学习了外地先进经验，一方面将农业耕种的先进经验传遍四面八方，为华夏民族部落的统一融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兼蓄并容的开放精神，也逐渐演绎成中华民族良好的开放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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